在国外，雇主和保姆要保持一种“职业距离”

近日，杭州豪宅保姆纵火案引起社会舆论极大关注，如何避免这类事件的重演，也成为近几日人们热议的话题。

一些人罗列菲佣等“专业化保姆”的“职业作风”，认为当务之急是放松对菲佣等“专业化保姆”的准入限制；另一些人则主张“雇主和保姆不能走得太近”，否则容易适得其反，引发不必要的麻烦和风险。这些看法虽五花八门，却大多以“国外先进经验”相号召。

“开放菲佣就会好”的想法只是一厢情愿

和国内保姆有相对“奢侈”的住家保姆和“大众化”的钟点工一样，海外家政服务也是分档次的。高档的有住家保姆，他们当中很大一部分是通过“外劳引进”从国外招聘的；中档的有家庭护理，多为老龄化社会中单独居住的老年人所雇用，大多“到点上下班”；低档的则是类似国内钟点工的“计时保姆”。但工业化国家的“人工费”通常比国内贵得多，因此即便是“低档”，也远非国内这般普及。

许多朋友所津津乐道的“职业作风”，其实是需要认真探讨的。就拿家政行业的翘楚——菲佣而言，不论在中国香港、新加坡，或欧美、中东，菲佣虽有“专业、勤勉、不惹事”的良好口碑，却也不乏和雇主龃龉、甚至引发悲剧惨剧的记录，如2009年的香港“6·11”光明台命案，菲佣San Jose杀死其雇主——香港特区建筑署高级工程策划经理纪燕林案就曾轰动了整个香港。

保姆“赚公司的钱”，而非“端主人的碗”

所谓“职业作风”是由几个因素构成的：雇员个人的先天素质、雇员的职业素养，和雇员派出机构的专业化管理。

在这三者中，“先天素质”固然重要，却是最难判断，也最“靠不住”的。这不仅是因为“人心隔肚皮”，也因为人性可能因时间、地点、环境、“劳资关系”，以及个人精神、健康、情绪状态等的变化，而随之发生微妙的变化。“开放菲佣就会好”的想法，只能是一厢情愿。

“雇员职业素养”是培训和专业学习的成果，如“正规渠道”的菲佣、印尼佣等都受过严格培训。严格、规范的培训的确能降低“安全问题”的发生概率，但并不能完全避免这类问题的发生。如在加拿大，仅以家庭护理而论，“雇主苛待雇员”和“家庭护理虐待老龄雇主”的诉讼案例都时有所闻。

相对而言，雇员派出机构的规范、约束和管理，是“职业作风”最为可靠的保证。在工业化国家，雇主不会轻易雇用“野路子”的保姆，而是和专业化公司签订用工合约。雇员出现任何问题，雇主通常都会直接和公司交涉——这样一方面可避免直接冲突，另一方面如果问题实在难以协调，公司就会另外换人。

在这种模式下，保姆、家庭护理的服务对象并非雇主，而是专业化公司，保姆、护理是“赚公司的钱”，而不是“端主人的碗”。这不仅有助于理顺关系，也能在很大程度上调节当时双方的心态，避免产生所谓“雇用情结”，避免一些矛盾和隐患的激化。

在国内，近年来对家政服务的规范化、公司化其实也多有强调，但仍有雇主“贪便宜”，聘用“野路子”或不规范家政小公司的保姆。而家政公司在管理方面同样存在许多问题。这就需要借鉴国外经验，从法制健全、行业规范和雇主意识等多方面入手——一言以蔽之，就是“向管理要安全”。

在国外，雇主和保姆要保持“安全距离”

那么，和保姆、家庭护理“不能走得太近”是否是可取的“国外先进经验”？

在加拿大，雇主和保姆、家庭护理这类雇员间往往会存在一个所谓“安全距离”，即“我们同在一个屋檐下，但我们不是一家人”。这种“安全距离”往往是通过家政服务派出机构的规范化管理，和雇主、雇员的心照不宣所共同维系的。这种“安全距离”并非仅指“不要走太近”，也包括“不要逾越正常工作关系”——将保姆当成“亲友”，给予过分信任，或视作“奴仆”颐指气使，都可能酿成安全隐患。

但另一方面，保姆、家庭护理和其服务对象朝夕相处，很可能会产生一些“超工作关系”——类似朋友或亲友间的感情。但“超工作关系”需要掌握许多分寸，如“救急不救穷”（比如对方财物失窃可以借钱帮其周转，但对方欠了赌债就不能替其填补窟窿）、“量力而为”（可以帮人但必须注意分寸）、“不逾矩”（不满足对方超越法律/道德界限的要求，如发现对方有诸如吸毒、嗜赌等恶习，或出现盗窃雇主财物、撒谎等不良记录，则至少要立即结束雇用关系）和“顺其自然不强求”（并非所有家政服务者和雇主都能建立这种关系，如果没把握不妨满足于做一对合格的“工作伙伴”）等。

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最复杂的一门学问，不论海内外都不存在“一抓就灵”的“独门偏方”，但汲取正、反两方面经验和教训，回避一些不规范操作，就可在很大程度上避免“开门引祸”的悲剧。

陶短房（学者）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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